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通称E. M.Forster，１８７９～１９７０）是本世纪英国著名的作家，其作品包括六部小说，两集短篇小说集，几部传记和一些评论文章。他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反映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精神贫困，在每部作品中主人公都试图通过挣脱社会与习俗的约束来求得个人解放。福斯特的作品语风清新淡雅，虽然人物的个性很容易被把握，但命运安排往往令人不可预测却又铺叙自然。八十年代以来《印度之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天使不敢驻足的地方》、《莫利斯》和《霍华德庄园》都被成功地搬上银幕，使福斯特的作品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传。虽然这些作品反映的都是二十世纪初英国的社会状况，但其间表达的自由、平等与人道的精神对正在走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仍有实际的借鉴意义。
福斯特出身于伦敦的一位建筑师家庭，父亲早亡。少年时就读肯特郡唐布利奇学校的不尽愉快的经历促成了他对英国中上层社会的反感。１８９７年福斯特入学剑桥大学，加入了门徒社（The Apostle），结识了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著名学者列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等人。门徒社成员推崇哲学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的关于摈弃旧体制、创立新伦理的思想。福斯特的关于个性自由的人文理念开始形成。在此期间，他爱上了同班同学H. O. Meredith。Meredith后来成为小说《莫利斯》（Maurice，又译《墨利斯的情人》）的主人公之一克莱夫的原形。门徒社的成员毕业后大多活跃在知识界，并组成了“布鲁斯布里集团”（The Bloomsbury Group），代表着当时英国思想界的进步力量。
福斯特大学毕业后去意大利和希腊旅行，陶醉于那里的异族文化，更加深了他对英国僵硬的社会秩序的不满。１９０５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天使不敢驻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描写一位英国贵妇与一位意大利平民结合后两家对此的不同感受。略解福斯特心境的读者不难看出作者的影子。小说的主人公菲利普向往自由，但被现实所约束。当阿伯特小姐问他为什么在感情问题上优柔寡断时，菲利普说：“阿伯特小姐，你不用为我担心。有些人生来就不是做事的。如果我说出以前有过的经历，你也许会大吃一惊。昨天与你一起去歌剧院，现在能这么自如地跟你交谈，我真想不出还有其它什么事可更令我高兴了。我注定不会跟这个世道抗争，也不会想法去改变它──当然我也没法说明这种命里的注定是好或是坏──我不会堕入情网。其他人或许会死亡，或许会堕入情网，但这一切似乎都是当我不在场的时才发生。……”
１９０７年福斯特发表了《最漫长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描写一位世家子弟与一位出身卑微的乡村青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后者的帮助下挣脱了毫无感情维系的婚姻，最后为拯救乡村青年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小说点明的男性友谊间接地反映了作者的心境。 １９０８年福斯特发表了《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又译《窗外有蓝天》），描写一位英国贵族少女在意大利与一位年轻男子邂逅相遇，社会习俗的约束使她不敢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最后终于冲破樊篱，挣脱包办婚姻，走向自由。
虽然福斯特在那时已颇受评论界与读者的好评，但奠定他文学大师地位的是１９１０年发表的《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又译《此情可问天》）。该小说描写来自不同社会层次的三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与纠葛，表现了英国当时的阶级斗争状况。作品人物繁多，结构复杂，但不管是主要人物细致入微的心理叙述，还是次要人物的寥寥几笔，福斯特生动地刻划了各色人物在当时社会状况下的心态。来自上层社会的威尔克斯家庭充满了冷酷与虚伪；来自下层的巴斯特家庭为生计而奔波，无法追求自己的理想；来自中产阶级的斯来吉尔姐妹虽然养尊处优，但受当时民主与自由思潮的影响较深，其中年长的玛格丽特希望理解与宽容能使周围各个阶层的人走在一起，而她的妹妹海伦则对下层平民充满了同情，并且毫不掩饰对上流社会的鄙视。海伦与列昂纳德•巴斯特发生了关系，这对来自不同阶层但同样为上流社会所不齿的男女所孕育的孩子继承了霍华德庄园，代表着英国的新生力量。在《霍华德庄园》里，主人公玛格丽特反映了福斯特的社会理想：“但求沟通……”
虽然福斯特的小说提倡个性自由与沟通，但此时的沟通还是基于妥协与和解，但是他１９１４年完成的同性恋小说《莫利斯》则第一次表明沟通与自由往往通过决裂来取得。
１９１３年，福斯特访问了英国诗人兼同性恋运动先锋爱德华•卡宾特的住舍。作家是这样描述《莫利斯》的创作过程的：“肯定是我第二次或第三次去访问那座神舍时，点燃了我创作的火花。他（指卡宾特）和他的同志恋人乔治•梅里尔一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激发了我的灵感。乔治摸了一下我的后背──就在臀部上面轻轻地碰了我一下。我相信他对很多人也是这样，但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如此异常，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就好像牙齿掉落后留下的空处给人的感觉。心理的感受与体格的兴奋一样强烈，而我背部那一小块的感觉似乎未经思维就进入了我的脑子。当时发生的一切一定是受了卡宾特瑜迦般的神秘所配合，我也就在那一刻感觉到了表达的冲动。”
“我回到我母亲养病的哈罗加特后，马上动笔写《莫利斯》。以前从来没有一本书是这样写成的。小说大体上为三个人物，并以其中两个人的团圆告终。这一切都自然地涌出笔端，思路毫无障碍。小说于１９１４年完成后，我给几位小心挑选的朋友（有男有女）看了一下，他（她）们都很喜欢。”
《莫利斯》以主人公莫利斯的少年时代开始，描写他如何在剑桥大学与同学克莱夫偶遇并相爱。克莱夫后来抛弃了莫利斯，与一位门当户对但毫无生气的女子结婚，走上了仕途。莫利斯被推向了痛苦的深渊，而宗教也并没能给他任何启示。他各处求医，希望能成为“正常”人，但这一切只加深了他的痛苦。克莱夫家庄园的守猎人艾列克爱上了莫利斯，在一个寂静之夜爬入了莫利斯的房间。最后两人放弃了各自的前程，奔向绿林，永不分离。小说的结尾显然是卡宾特与的情人梅里尔的写照。当时D. H. 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被禁，加上离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不久，所以《莫利斯》公开出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相似的人物与故事情节使《莫利斯》被称为同性恋版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无独有偶，福斯特与D. H. 劳伦斯不仅是文坛知己，私交也很好。
福斯特在《莫利斯》的手稿上写了这样的批语：“能发表，但值得吗？”虽然作者几易其稿，该作品也曾在小范围的朋友圈内传阅，但福斯特生怕别人因此误解他的其他作品，言明《莫利斯》只能在他死后发表。１９６９年英国取消了对同性恋的刑事处罚，１９７０年福斯特去世，《莫利斯》于１９７１年出版。福斯特几十年来陆续创作但从未发表的同性恋短篇小说集《生命来临》（The Life to Come）也随后发行。《莫利斯》与《生命来临》的发表使一些保守的评论家跌破了眼镜，因为福斯特倡导的自由、平等与人道的思想是令人无以鞭驳的，但作者对通过同性恋的正面描写来表现同样的思想时，对世俗的陈见提出了严厉的挑战，使一些人无以适从。除了把《莫利斯》归为失败之作以外，也有一些评论家索性不提这部福斯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莫利斯》是失败之作吗？这部小说的情节比较简单，结构与其它作品相比也显得松散一些。主要人物之一、莫利斯的情人和救星艾列克在小说三分之二的篇幅过后才出现，但全书最大的败笔是克莱夫得了一场感冒，病愈后变成了异性恋，提出与莫利斯斩断情丝。书中没有给克莱夫的突变提供足够可信的解释，虽然我们可以用克莱夫双性恋的假想来解释，但毕竟太显唐突。（当默谦德－艾佛瑞电影公司将《莫利斯》搬上银幕时，这一情被节被改为克莱夫的剑桥同窗瑞斯利爵士因同性恋东窗事发被判刑，前程尽毁。克莱夫为防重蹈覆辙，提出与莫利斯分手，并为保持“体面”与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子结婚，过上了“体面”但毫无感情的夫妻生活。）从风格上讲，《莫利斯》虽然再现了福斯特典型的流畅语言，但表达很带有日记体的风格，而且明显地用了很多短句，所以没有象其它作品的显得精雕细琢。然而正是这份自然使《莫利斯》成为最真实反映作者心态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莫利斯》的主题远远地超越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整部作品是一腔诚实而自尊的呼吁。对福斯特来说，《莫利斯》代表着他思想上的一个飞跃。此时他已不再提倡和解与妥协式的沟通，而是呈现人物与本阶级决裂。这种决裂不仅给莫利斯带来了幸福，而且为作者十年后创作《印度之行》作了思想和精神铺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福斯特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并赶往埃及。１９１７年他在亚历山大港认识了英俊的电车司机默罕默德•艾尔•阿多。他们之间的恋情持续了两年，在此期间福斯特给一位密友的信中说：
我好像正在写《莫利斯》的续集。我现在对此的了解已增进了许多。很多人在缺乏真情实的生活中度过了青春时光，实在令人悲叹。我以前对此有所知闻，但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烈的体会。我的运气真是奇妙。 福斯特称这场充足的爱情经历使他真正成为“一位成熟的人”。１９１９年阿多结婚后，福斯特离开了亚历山大港回英国，但两人仍保持书信来往。三年后阿多得肺结核去世前，福斯特从印度回国的途中探望了他。阿多的去世对福斯特的打击很大。
１９２１年，福斯特第二次去印度，担任德瓦省君王的私人秘书。当后者得知福斯特的性倾向时，还对他提供了特别照顾。这次旅行使福斯特再次目睹了英国殖民统治丑恶。这种反感促使他写出了《印度之行》，于１９２４年发表。小说描写了英国小姐阿苔拉去印度与一位英国驻官订婚，认识了当地的医生阿齐兹。一次他们去山上野餐时，阿苔拉走入了一间阴森的岩洞，幻觉被阿齐兹强奸。当时印度独立风潮已经风起云涌，英方试图通过审判阿齐兹来向当地族民施压，但清醒后的阿苔拉小姐不顾英方的怂恿，最后在法庭上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觉，还以阿齐兹清白。
《印度之行》的揭露性与批判性超越了福斯特以往对一般中产阶级所持的暧昧态度，作者通过阿苔拉小姐反映了对殖民统治的反感与对受压迫民族的同情，她最后为阿齐兹的清白辩护标志着与自己出身阶级的决裂。有趣的是，D. H. 劳伦斯对《印度之行》爱不释手。当很多读者对阿苔拉小姐的岩洞幻觉大惑不解时，劳伦斯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指出那是因为阿苔拉小姐对棕色皮肤的阿齐兹情有独钟，压抑的环境使她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性幻想变相地表达了出来。而阿苔拉小姐的这种欲望正是福斯特钟情深色皮肤的印度男子的间接写照。
《印度之行》是福斯特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受欢迎和流传最广的作品。当有人问及福斯特在此之后为什么没有其它的小说发表时，作者回答说他不可能再创作自己没有真实感受的作品。早在１９１４年写完《莫利斯》时福斯特自己就坦言“厌倦了被允许触及的局限于男欢女爱的主题”。后来他说“我想写人们能读的小说，但我对平常人（指异性恋者）的兴趣已经殚尽了”。作者死后发表的同性恋短篇小说集《生命来临》中则反映了他对“非平常人”的兴趣。
三十年代后福斯特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政治和社会问题，尤其对民权和自由特别关心。１９２８年官方禁止发行雷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 Hall）的女同性恋小说《孤独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时，福斯特与女同性恋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lf）带头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并在法庭上为霍尔声言。针对纳粹在欧洲大陆的猖獗，福斯特出任了全国公民自由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呼吁大众不要盲目跟从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要用清醒的头脑对待法西斯的扩张，不要轻信希特勒的诺言，不能为自身的和平而冷眼旁观其他民族受欺凌。１９３８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大不列颠举国陶醉于和平的幻觉中，这时福斯特写下了《我的信念》（What I Believe），喊出了“如果我要在背叛国家与背叛朋友两者之间作一抉择的话，我希望自己有胆量背叛这样的国家”，充份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胆识。二战爆发后，福斯特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BBC）上坚定地宣传人道与正义，对法西斯和独裁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提醒人们要以防英国自身也可能成为独裁的政权。福斯特这时期的言论后来
收录于《为民主的两个乾杯》（Two Cheers for Democracy）中。
１９３０年福斯特结识了二十八岁的警察罗伯特•巴金汉，两人的情谊维持了四十年之久。１９３２年福斯特写道：
快乐。
我的快乐已经持续了两年。 这种快乐还没有结束，但我要把它在被痛苦毁灭之前记录下来。
快乐可以来源于人的本性，而不必象宗教人士所说的只能通过奇迹来获得。５１岁至５３岁的两年间，我是如此地快乐。我想提醒世人，他们的快乐也会到来。这就是唯一值得转告的信息。
罗伯特结婚后，他的妻子逐渐接纳了福斯特为家庭的一员。罗伯特的子女后来也把福斯特当爷爷看待。罗伯特的儿子和孙子都取名为摩根，他的家也成为福斯特朋友们聚会的场所。１９７０年７月７日，福斯特在罗伯特的家中去世。
福斯特文学作品与他倡导的人文主义与人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同性恋作家依舍伍德（Isherwood）所言：“虽然他也有担心和害怕的时刻，而且从来没有对此加以掩饰，但他确实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而活。福斯特的为人和他的作品是在希特勒的炮弹轰炸下唯一值得抢救的……”
发表于 2006-11-30 17: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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