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皮亚拉离开米舍利娜,与科莱特(Colette)在一起。科莱特是继米舍利娜之后对皮亚拉最重要的女人。两个人一起渡过了分分合合的六年时光,这也是皮亚拉电影走向成熟的六年。在这个时期,皮亚拉拍摄了短片《真爱存在》并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了最佳短片奖。当他在土耳其拍纪录片时,科莱特一直陪着他并且负责录音工作。两个人彼此相爱,但最终科莱特拒绝了皮亚拉的求婚,嫁给了一个商人,这使皮亚拉一度陷入无尽的痛苦。然而正是这种痛苦让皮亚拉写出了缠绵伤感的自传体小说《我们不会白头偕老》,更让他拍出了同名影片《我们不会白头偕老》(Nous ne vieillirons pas ensemble,一九七二)。
现实和生活是善变的,世界不一定以历史-叙事的因果律建立,但艺术家能够通过瞬间捕捉其真实。许多导演都对时间、叙事和真实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塔科夫斯基在《镜子》中用大量诗化的慢镜和长镜创造的主观时间和主观真实,戈达尔在《电影史》(L'Histoire du cin6ma,一九九五/一九九九)中运用历史影像文本、作者纪录画面以及文字语言字符在画面上同时反复交错创造的知识学的文本真实,皮亚拉的方式来自卢米埃尔,世上最早的电影对待真实的方式:通过“采集”生活的真实瞬间以不断地“逼进真实”(la proximit6 du r6el),这些“被攫取的生活瞬间”构成了皮亚拉式叙事的基本段落,这些瞬间不效忠于叙事,而服务于对真实的不断靠近,更为残酷的是,皮亚拉让这种真实尽可能地靠近作者自身,他的真实都来源于他自己、朋友、演员和所有剧组人员的真实经历,他要让人们在他的电影中,像世纪初的人看卢米埃尔的电影那样,看见自己的真实。
临终时,皮亚拉有好多计划没有实现,他成名晚却结束的早,是“没有童年和晚年的导演”。时代在渐渐消化皮亚拉的遗产,在他生命的最后瞬间,他已不能写字,不能说话,许多曾与皮亚拉结怨的人前来探望他,对他说着冰释前嫌的话。即便如此,这些人中也没有皮亚拉自认“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克洛德·贝里。皮亚拉死后,法国电影界对他的研究越来越多,我们得以更多地了解这个孑孑独行的导演。皮亚拉生前最反对电影的“学院主义”(l’acad6misme),而最能代表法国学院风格的著名电影学府FEMIS学校二○○五年全国联考(le concour de FEMIS)的影片分析就是皮亚拉的《梵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