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的悲情年代

red

题外话——从买到这套侯孝贤经典电影系列DVD到现在已经超过半年，只有《悲情城市》一直没看，我觉得这不是一部任何时候都可以看的片子。昨天在网络上无意中找到该片的剧本，仔细翻阅数遍，对剧情算是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于是才决定看看这部多年以来一直想看的电影。

《悲情城市》自1945年8月日本投降开始，至1949年12月国民党定都台北结束。以四年的跨度讲述了台湾历史上这个特殊年代的事件。由于明显的历史叙事风格，影片以一段历史文字开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五十一年”；同样以一段历史文字结尾：“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大陆易守，国民政府迁台，定临时首都于台北”。在这两个极具意义的台湾历史纪事之间，有著名的二·二八事件、戒严、日侨撤离以及白色恐怖时期。透过对林氏家族兴衰变迁的叙述，侯孝贤用他一系列东方镜头将这段尘封数十年的悲情往事娓娓道来。

影片第一幕在林家，长子林文雄的孩子出世。随着孩子的呱呱坠地，原本停电的家里恢复光明，于是给孩子起名为林光明，这一象征性的名字表达了刚刚结束日据统治的台湾乡民对于光明未来的期待。但接下来的镜头里，新年的热闹夹杂着家里嘈杂吵闹的气氛，似乎预示着新的动荡时期即将到来。此时，影片低沉的主题音乐响起，令人有些忧郁不安。

林文清是林家的四子，经营着一家照相馆。八岁时从树上摔下来，导致两耳失聪，并且不能讲话。这是影片中最巧妙也最成功的角色，侯孝贤以一位失语者的家族兴衰与情感历程串起全剧，形象地刻画了当时生活在国民党暴政之下，台湾人民无声的反抗以及无奈的沉默。文清是一位身残志坚的、富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的有志青年，他的好友吴宽荣亦是如此。两人从始至终相互扶持、相互鼓励，为心中的理想奋斗。这个理想后来在宽荣的口信中有所提及：“当我已死，我的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

影片有两大主线，其一是文雄与外省势力的对抗。文雄因为不愿与外省商人勾结走私，老三文良被诬陷为汉奸，并被打成重伤造成精神错乱，后来文雄也在一次本省人与外省人的争斗中被枪打死。这条主线影射了台湾本省人对于祖国认知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有一场文雄为了救回文良的戏，通过复杂的翻译过程而展开，由台语译成广东话再译成上海话。语言的隔阂表明了台湾与祖国之间的文化鸿沟。另一场在文雄被问到为何不找法院申述时，他愤怒地说：“法律是他们设的，随他们翻起翻落。咱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子日本人，一下子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就是没人疼”。片中文雄葬礼一幕极具震撼力。六月天，台风将至，漫天的火烧云。文雄葬在临海崖坡，道士摇铃诵经，冥纸纷飞。文清手持大哥的遗像，全家沉默不语。灰色的镜头深刻地描绘了作为本省人的凄凉命运。通过这三幕，清楚地展现了当时本省人的弱势地位。此外需要提及的是，影片由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冲突侧面描写了二·二八事件，这也是第一部触及这次敏感事件的文艺作品。正是这次政府的无情镇压与流血事件导致使许多本省人从认同“祖国”转变成“我是台湾人”的心理。

第二条主线由文清展开，通过他与宽荣的友情、与宽荣妹妹宽美的爱情以及两次被捕侧面反映了当时有志青年对抗暴政、追求新生活的决心。与大多数本省人不同，这些有志青年仍然对于回归祖国热情满腔。比如文清在纸上写给宽荣的几句诗——“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影片中一次知识分子的聚会上，他们谈论时政，对行政长官陈仪非常不满。由于日本的奴化，许多知识分子面临失业。有人愤恨地说：“日本人来了要我们学日文，现在我们不会说国语又将我们驱逐。你以为我们愿意说日语吗？我们也是被卖掉的。当初签订马关条约时，有谁问过我们台湾人愿不愿意？”说到动情之处，众人唱起了流亡三部曲，表达了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各地的知识分子纷纷被捕入狱，文清也未能幸免。宽荣则受伤逃脱，隐居九份的山中，教人识字，教人念书。文清出狱后将一位难友的遗物带给其妻儿，一块手帕上有其难友给遗孤的血书遗言，写着“你们要尊严地活着，父亲无罪。”这其实也是替无法讲话的文清说出自己的心声。后来文清辗转来到九份找到宽荣，告知“我在狱中决定，此生须为死去的友人而活，不能如从前一样度日，要留此地，自信你们能做的我都能做”。宽荣鼓励文清接受宽美的盛情，并告诉他“只要有心，在哪里都能实现心中理想”。文清回到家中之后，与宽美成亲，后产下一子。宽荣依然在山中为其理想奔走忙碌，并时常派人找文清拿钱作为活动经费。生活看似平静而充实。但宽美的一席独白让人担忧：“哥哥总说不好意思经常来拿钱，其实我却盼望着他来，这样便意味着他的平安”。不久，文清便收到一封信，告知由于叛徒告密，宽荣不幸遇难，文清也被供出，并再次入狱，不得不与妻儿分离。

与以往侯孝贤的电影类似，该片节奏较为平缓，充满散文诗般的浪漫主义色彩。既无剧情的急转，也没有对白的突兀。即使是充满暴力的斗殴、镇压场面，也通过诗意化的长镜头展现出来。对于敏感的二·二八事件，亦没有正面描述，只是通过广播的形式有所提及。原因我猜测有二。其一，影片拍摄之时虽已解禁，但当时台湾保守派势力依然强大，谨慎的叙事形式可以避免引起政府或是观众的激烈反应。其二，这部电影毕竟是文艺片而非历史纪实片。

影片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几乎在每一次出现情节冲突之时，镜头便转向九份深山中蜿蜒的小路。以三次最具代表性。第一次，是二·二八事件爆发之后，文清、宽荣与宽美从山上往山下逃难，是知识分子们悲剧命运的开端。第二次，是文雄被枪击中，镜头切至蜿蜒的小路，凸现了本省人的苍凉下场。第三次，是宽美在医院产下一子，镜头再次转向九份的茫茫山海，宽美独白：“今天下午，听到新年第一次春雷，声势很大，一阵又一阵，像要把山跟海都叫醒一般”。这句话是有寓意的，尽管道路曲折，命运坎坷，但毕竟充满希望。这是《悲情城市》内在结构中最重要的意象。侯孝贤通过他的超广角镜头，将弥漫在烟雾中的深山小路呈现在观众面前，预示着台湾人民在政治转型状态下的曲折历程。侯孝贤以一种较为平和的叙述掩盖了潜流的暗涌，这或许能够冲淡观众内心的阴霾。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留给观众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影片中最后一次出现文清，是在他经营的照相馆。在画着窗帘壁炉花瓶的布景前面，文清调好相机，为盛装的三人拍下全家福，与影片开头文清在照相馆给别人拍全家福形成鲜明对照。之前是代表团聚，之后却意味着分离。最后一幕，林家的小上海酒家内笙歌隐约，莺莺燕燕在玩四色牌，痴呆的文良吃着神台上供奉的糕点，光明骑着竹马，阿禄师则坐在他的藤椅上睡着了。正堂大厅，彩绘玻璃投映出一个浓郁色泽的世界。在那里，光影阴阳交叠，明冥难分，而生活还要继续，悲情亦将继续……

影片中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十分出色，对角色的拿捏恰如其分而又恰到好处。饰演林文雄的台湾著名演员陈松勇，以其平淡却真实的表演一举摘得1989年金马影帝殊荣。说起他的另一个角色可能大家会很熟悉，李连杰版《功夫皇帝方世玉》中雷老虎的扮演者正是陈松勇。梁朝伟饰演的文清虽然无法讲话，但通过其准确的肢体语言生动诠释了文清虽文弱却又正义凛然的坚定形象。宽美的饰演者辛树芬，由于其美丽的容颜和娴静的气质，在出道时曾被认为是“林慧萍第二”。片中辛树芬用许许多多极其温婉的台语独白，平衡着影片悲凉压抑的气氛。而宽美与文清通过笔纸交流的场景则成为影片中最温馨感人的一幕。

此外，我想说说这部电影的原声音乐。该原声音乐由著名的日本New Age乐团S.E.N.S(神思者)演奏，这是继喜多郎为严浩的《似水流年》做配乐之后日本New Age音乐人与华语电影的又一次精彩合作。整张专辑由7首乐曲组成，旋律简单，然而恰恰是这种简单，将整个影片中深沉、无法言喻的无奈与悲伤诠释得淋漓尽致，引人深思。专辑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名为《A City Of Sadness-Variation 2》，管弦乐与小提琴的合奏，散发着淡漠的悲哀，令人无限惆怅。正如喜多郎那首经典的《似水流年》，简单而意境悠远。我在两年前淘到了这张原声CD，尽管是D版，但我仍将它视如珍宝。

《悲情城市》是侯孝贤个人事业的顶峰，也是台湾电影的顶峰。《悲情城市》拍摄于1989年，从时间上看，它并不属于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范围。早在1987年，著名的台湾新电影运动便宣告结束。但我认为，该片无论是剧本、拍摄手法、镜头运用，还是意境、影片风格、人文精神，都与新电影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侯孝贤个人而言，《悲情城市》可以算作他对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一次谢幕演出。

尤里卡

刚刚看过最好的时光,开始迷恋欧阳婧

尤里卡

p.s:我也很迷恋sens,第一次听<悲情>原声的时候整个人被定到图书馆座位上4个小时不能动,可以去买他们的专辑,最喜欢<heart>和<悲情城市>

red

《最好的时光》我还没看，侯孝贤的90年代电影我只看了《海上花》，感觉跟他80年代的电影不太一样，还是更喜欢充满乡土气息的台湾片子。不过对《最好的时光》中张震与舒琪的对手戏十分期待，有空会看看。

Tiramisu

很多年前看的，模糊的记得有一段，周围环境很吵很激愤，朝伟哥一人却那么安静的在旁，冷静的让人心碎